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决定着中国对各行业和市场的监管治理方式与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国家对各行各业如何发展正越来越有其明确的方向指引、顶层设计、政策和治理方式，这也包括对医疗健康行业。对于处于初级快速发展时期、本身就受到政府政策高度影响的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来讲，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治理方式的影响要更加深入和长远。

现在还存在的各种带金销售和带利益销售等腐败和不规范行为并不是中国医药企业首创，其早已在发达国家流行了近百年，过去几十年间有多少个国际药企在行贿、数据造假、虚假宣传、垄断、隐瞒药物风险等领域有不断的被起诉和和解的情况，这些行为可称其为医疗健康行业的“顽疾”。2021年的六月刚刚和解的创世纪第二大金额和解官司即为一证，一家美国大药厂和三大药物分销商将支付260亿美元了结和美国各州的鸦片滥用官司。

医疗健康的行业特点决定其受该国国家制度和治理方式的深入影响，在准入、评审、定价、广告宣传和日常监管等领域，很多医药行业的“顽疾”在欧美的现行国家制度体制下是很难予以解决，其将长期存在，只是逐渐从显性变成隐形，从简单粗暴转变为经由高智力、经复杂设计的商业模式实现。欧美的国家制度、法律和治理体系又决定其政府对企业进行法律诉讼和行政干预的长周期、高成本、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医药行业的上述“顽疾”在欧美国家长期存在。

以美国的“国家干预医药价格”为例，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每届政府都在筹划如何降低药价，虽然谋划了很多举措，比如通过联合采购、限价、导入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从国外进口廉价药等，但很多难以落实，实际收效更甚微。美国每届国会阶段性都会举行听证会，对几家在价格领域被反映比较严重的药企进行质询，质询时其言语可谓刚猛，质询后其下文可谓蛇尾，这种希望通过质询驱动药企进行内生式的自我反省从而自我管控价格的手段已经沦为一种阶段性的“政治娱乐节目”。连很多早已过专利保护期的药物以及仿制药都在多年持续涨价，以胰岛素为例，几家主流胰岛素大型药企在过去15-20年间不断提高合成胰岛素在美国的价格，此期间牌价已经提高了近十倍。美国的绝大部分工作人群是由企业采购的商业保险进行覆盖（美国联邦医保局仅覆盖老年群体、儿童和贫困人口），所以其国家分散的保险体制和法规限制既导致国家医保机构无法直接和药企进行价格谈判，而林立、存在竞争关系的商业保险公司之间也无法有效组织起来与药厂进行价格谈判。

而我国的国家医保已经基本覆盖全人口，覆盖人口达到95%的水平。在2018年成立国家医保局之后，其作为“全民医疗保险代理人”正行使着中国最大药物、器械和医疗服务购买方的职责，通过“4+7”的首轮集采，以及后续几轮的扩围，基本实现在全球罕见的国家药物谈判机制。从2019年以来的全国集采后的执行情况来看，在仿制药降价、仿制药替代原研药、原研药降价、专利药降价等领域所实现的成效非常明显，而且成功入围的多个药企实现了以价得量的实际收益，个别国内药企还实现了巨大收益，全国集采所涉及的药物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发生巨大转变。

国家当前对不少行业和领域所产生乱象所采取的整治举措不但落实及时、力度大、持续时间长、警示作用大，而且很多将逐步法律、法规化，形成固定的常态化管理，这其中不少乱象不但触及了法律底线，更是违背了社会道德规范，对所涉及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可称其为“乏人文关怀候症”，这对其他很多行业，包括医药行业，都有警示借鉴作用。

很多医药企业企业家和管理者内心深处可能会想“在商言商，企业是追求利润的，不是慈善机构”，只要企业遵循法律法规即可，道德范畴的事情不是重点。可问题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本身就处在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中，商业社会的各种行为本身也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在我国这样一个经过几千年连续儒家思想熏陶的国家，在“十八大”后国家新领导集体的新时期国家治理思路影响下，医药企业如何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或备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

在我国医疗健康行业回归价值医疗、行业环境逐渐和全球接轨、清明正直和真抓实干的医药监管环境和治理体系逐步清晰成形的档口，我国医药企业领导者应重拾人文关怀，蕴籍其于企业的战略、组织、运营等方方面面。

已经启动的“十四五”和“十五五”这十年将是中国医药行业的黄金发展十年（见前文《医药黄金十年窗口已到 是时厘清业务的“那坨乱麻》），那么如何“重拾人文关怀”呢？中国医药企业家和管理者们可从几个维度考虑和着手：

-     遵循和落实高道德标准

在领导风格、沟通方式、人力、研发、营销、采购、生产和运营等领域均遵循高道德标准，全面彻底摈弃带金销售和带利益销售等行为。在和一些药企接触时，常听到可能一句已经讲滥了的话“要做事、先做人”，每次听到这些话，总让人觉得讲话的人是在讲别人。不仅仅以法律法规的要求来约束企业的行为，更是以该要求之外中国社会千年传承的珍贵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来约束。这也是新时期国家的治理大势，其将长期持续。

-     对待客户、员工和业务伙伴要有人文关怀

多年前曾接触一家颇具规模的北方药企，多位企业员工提到企业创始人并不重视员工，该创始人多次公开讲，企业最重要的产品，是创始人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努力，员工能在企业工作，那是员工的幸运。

另外有一些药企总在节假日安排开会和学习，国庆七天假期四天开会学习，五一五天假期三天开会学习，互联网企业的996做法其实在我国很多药企都是常态。不能得到有效休息的员工如何释放活力和创造力呢？还是领导人认为员工并不需要活力和创造力呢？

企业领导层可以自问：企业是否做到了向对待客户一样对待自己的员工和业务伙伴（比如供应商）？现在大家都在讲同理心，很多行业的全球领先企业都把是否具备同理心作为评判领导力的首要考虑维度。当企业具备人文关怀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拥有了同理心。

-     持续创新、构建新模式、促进价值医疗

我国清明正直和真抓实干的医药监管环境和治理体系逐步清晰成形，未来这10-15年正是中国医药企业持续创新的黄金发展窗口，创新并不止步于一类创新药，也更多体现在生物类似药、高性能化学仿制药、高性能剂型和高性能API和原料甚至包材等领域。

我曾提到过，比较一下2009年和2019年中国“中国制药工业百强”的清单，就会发现哪些是早年就进行了政策预判、前瞻性布局、因应行业变化、产品组合和研发管线进入良性循环的企业，而哪些是基于旧有格局思维、因循既有模式、误判国家意志、产品管线薄弱、业务发展滞后的企业。我国的价值医疗时代已经开启，医药企业要摈弃旧有商业思维、全面抛弃旧有模式，基于新思维，积极进行转型，构建新模式、培育新能力和护城河。

在2018年新成立国家医保局的有力举措下，通过三医联动，我国价值医疗体系正在逐步成型。国家药监局2021年6月颁布的新临床试验价值规范意见也正在征求意见，未来对药物器械的药物经济学（药物器械临床价值）评价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当前药企正忙着一致性评价、参加集采、申请临床试验、开展临床试验、申请新药审批的时候，千万时刻牢记：在即将到来的价值医疗体系之下，所有药物、器械和临床服务均需呈现其真实临床价值以决定其交易价格。（关于价值医疗，见前文《疫情下的医疗保险体系思考，回到构建价值医疗的轨道上来(上、下）》）

-     构建“清洁、绿色、合规”运营

谈到医药行业，其研发和营销往往更受人关注，因为那是主要的价值创造环节。事实上，医药企业也属于典型的制造业，在采购、合成（发酵）、成剂、包装、运输、存储等环节都有浓重的制造印记，也有大量的资源使用、能耗和污染物及有害物质产生。

中国对疫情的有效及时控制以及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稳定器”作用将使得更多国家增加对中国供应链的依靠程度。未来发达市场的API、仿制药和非处方药产能向中国进行转移或增加从中国进行采购是可预期的。

这几年全球有多少药企因为自己或者CDMO的生产质量安全事故造成新品上市、主力产品销售受阻，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又出现多次因为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疫苗废弃和生产延迟情况。美国FDA对境外生产设施的长臂管辖已是常态，我国NMPA对海外设施的长臂管辖也即将常态化。在我国越发重视国家供应链安全的时候，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行业尤其如此。

以上事项首先为企业的“执事者、典守者”之责，也就是医药企业家和领导层自己，企业人文关怀氛围的打造等同于企业文化的塑造，而企业文化多由企业领导层的身体力行才得，企业文化就是企业领导层的影子。当医药企业缺乏人文关怀的时候，问题多在领导层，而不是下层管理者和员工。 

 “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是国家的长期根本国策，医药行业在其中已经和未来也能发挥关键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方针和体系之下，中国的医药企业需要在商业利益和社会人文道德两者间寻求应有的平衡，这样才能不断乘着国家发展的大势，顺国家发展大势而行，寻求基业的长青。

很多专家和政要都已推测，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而国家领导层规划的“两个一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实现举措也正一步步夯实这种论断。未来15年，我国医药行业在创新药、生物药、局部疾病领域、给药方式领域、仿制药、原料药等细分领域将分别出现一批全国性、初步具备全球地位的优势头部制药企业（见前文《价值医疗方向已定 医药旧有模式正破》），这些企业承载的不仅是崛起的中国医药产品、研发和供应链实力，更应是蕴含着经由中华千年儒家思想熏陶的“悬壶济世”的人文关怀，这会和国际药企有所不同，也应不同。

医药行业本身就有济世救人的属性，医药行业应成为我国各行业“人文关怀”的示范，企业应争为医疗健康行业的“人文关怀”典范。

国之大者，唯礼与戎。

对中国医药企业来讲，企业之大者，唯产品与德礼。